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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熊逸,一个不露面,也不怎么出门的读书人。从2020年春天开启这个通读《资治通鉴》的大工程,不知不觉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了。这一季,你会遇到文景之治,也会看到武皇开边,沿途风景依旧无限。
一路跑下来的同学,你还好吗?因为对汉代历史感兴趣半途加入的同学,也欢迎你。
日光之下
《圣经·旧约》当中有一篇风格奇异的《传道书》,声称是所罗门王的智慧结晶,开篇有这样几句话特别著名:“已有的事,后必再有;已行的事,后必再行。日光之下,并无新事。”(《传》1:9)
在现代研究者的基本共识里,《传道书》虽然并不真是所罗门王的创作,但好歹也是公元前3世纪末的作品。两千多年前的人就已经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,似乎历史只是周而复始,即便不是原封不动地重复,至少也总是押在同一个韵脚上边。
时至今日,关于历史可以呈现给我们的意义,人们很喜欢援引黑格尔的一句名言:“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,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。”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不过短短两个世纪,那么从《传道书》到黑格尔,再到我们今天对黑格尔这句名言的反复援引,看来司马光编撰一部卷帙浩繁的《资治通鉴》,试图以史为鉴的努力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徒劳罢了。而究其原因,似乎就是万年不变的人性了仅此而已。
但是,假如我们怀抱一点点的历史学精神,对黑格尔的这句名言追根溯源,寻找它的原始出处和相关联的上下文的话,马上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。
我们会看到,这句话其实是个简化版,原话有一点长,出自黑格尔的名著《历史哲学》的绪论部分,王造时先生的译文是这样的:“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,特别介绍给各君主、各政治家、各民族国家。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,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,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。
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,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,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,自己来决定。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,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。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,也是徒劳无功。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‘现在’的生动和自由。”([德]黑格尔《历史哲学》,王造时译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0,p.6。)
哲学的历史
这话有点令人沮丧,但我们还可以深入一步,追问一下黑格尔:这样一种对“以史为鉴”的不以为然,真的是要我们放弃对历史的认真感吗?事实上倒也没有(因为在黑格尔的历史观里,所有观察历史的方法被分为3类:(1)原始的历史,(2)反省的历史,(3)哲学的历史,)黑格尔的上述批评仅仅针对其中的“反省的历史”。
在这样一套分类系统里,所谓“原始的历史”,指的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一类历史学家的著作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,作者们观察并记录自己的时代,并且和自己时代里的大事件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。
所谓“反省的历史”,又可以细分为4类,但这种细分的意义并不很大,我就不赘述了,总而言之,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就可以归于“反省的历史”这个类别之下。而黑格尔自己要做的,就是超越于“原始的历史”和“反省的历史”之上的所谓“哲学的历史”。在这样一种历史观里,用黑格尔的话说:“‘理性’是世界的主宰,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”。
我相信,除非有哲学专业研究生的背景,并且专门钻研过黑格尔哲学的人,才能对何谓“哲学的历史”略知一二,普通人注定云里雾里摸不清方向。没关系,我们只需要知道两件事:
(1)黑格尔所谓的“理性”、“合理”,是专门的哲学术语,背后有他的一整套叠床架屋的哲学体系,完全不是我们日常话语里的涵义,所以像“存在即合理”这种无数次被引用的黑格尔的名言完全不是字面上的意思。
(2)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,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像托马斯·阿奎那的神学和程朱理学一样,基本就只剩下哲学史的意义了,我们只要当它是博物馆里美丽的陈列品来欣赏一下就好,搞不了那么清楚也不是很有所谓。
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,我们之所以反复援引“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,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”这句话,根据字面意义上的“存在即合理”的道理,足以说明我们真的很难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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